从2013年开始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措施有相当部分被吸收到新修订的法律中。
第三方机构的中立性、属地回避的陌生感、纪律约束与社会监督能有效地产生对地方反评估的抑制力，消解地方政府反评估策略。固定机构的核心功能在于统筹与协调，主要职责在于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侧重宏观层面的管理服务。
由于区域合作机构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其主要工作对象是参与合作的党政机关和社会投资者等，核心职能是组织协调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因而其性质不宜为政府性公司，将其定位为党政机构或者行政性事业单位较为适宜。在编制及财物等约束条件下，地方自设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不能全部获得编制内的身份。为此，一方面，相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开展自我评价，并将自评结果与他评结果相对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绩考核可以参考引入此种方式。来自社会主体的外界评价也许未必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能够引起外界的积极关注和参与，而他们正是区域协调发展所倚赖的重要力量。
联合机构即合作各方设立一个共同的专门机构，专门承担协调各方的职责。[33]二是将考评结果纳入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绩效考核体系，赋予其相当权重，并可向该级人大常委会通报。黄茂钦：《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新维度——定位重塑与体系演进》，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6期。
[39] 中央必须基于地域之间的实质平等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行制度性纠偏，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最后手段。[42] 五、结语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地广人多且地域差异大，只有各地方之间实现协调发展，整个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才是可能的。[30]对于不断破除限制发展的藩篱，理论界在传统上较多着眼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的限制和干预，从而更好发挥市场的活力。[1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页。
因此，党中央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枢纽。对于制约各地方全面充分发展的各种制度壁垒，中央应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消除障碍，进一步释放地方的发展动能。
[26]在目前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伴随着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的趋势，可能会出现某些由中共中央部门领导的机构，尽管对外挂国务院部门牌子，但不再属于国务院序列。两个积极性中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极为重要。将发展动能由国家和中央转移到个人、社会和地方，真正地带来了发展的高效率和高速度。据国务院审改办2017年的统计，2013年以来国务院分9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共618项，其中取消491项、下放127项。
[5]三是宪法学的思路，即主要从宪法国家权力关系或国家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角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9]韩大元：《中国宪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15页。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必然导致区域非均衡性增长，这一命题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得到经济学理论的充分证明。时隔两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且结合近两年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践情况，特别强调要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调控方面的专项立法。此后，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2条进一步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写入宪法序言的基本国策条款中。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延续了1954年《宪法》的经济制度，都采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市场的应有作用。第三，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特定行政机构的组织支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而言，有必要设立专门负责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审议和管理机构，从而保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得到更有效地落实。
从规范角度来看，将‘党的领导规定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之后，并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为执政党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最直接的规范依据。第四，行政机关直接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实施和机制实践，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新状况和问题具有行政上的感知优势，中央人民政府作为统筹并执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不仅能够有效汇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各类信息，更享有相关的行政立法权。因为从根本上讲，中央的区域协调职能不是为了限制发展，而是为了最终促进各区域的更好发展。[17]秦前红、刘怡达：《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1页。对于这种区际合作，中央有义务建立促进、鼓励和保障的法律机制，从而更好发挥区际协调协作行为的积极效果，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机制对区际冲突进行有效协调。[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彭真同志在说明宪法修改草案时指出：草案根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地方的职权，肯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其所引起的央地间矛盾、地方间矛盾、民族矛盾等必然会造成国家的混乱。
相比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更好地促进发展，必须先有发展才能谈协调。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
根据《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不仅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而且有权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也对全国的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工作具有领导和管理权。中央必须在尊重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承担发展协调的职能，必须坚持发展和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平。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处于枢纽性地位。由于计划经济较多偏向平均主义、命令主义和中央集权，因此市场的作用被排除，个人和地方的发展积极性受到较多限制。何渊：《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除了个人间竞争所导致的问题以外，地方间竞争所导致的问题也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不断增大，由此，发展协调的问题也逐渐出现。
而制度载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律本身能够使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或活动有章可循，防止超出制度预期的随意性，排除公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另一种观点则进一步将党中央、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全部纳入，参见郑毅：《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第68-84页。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围绕经济特区、自贸区、浦东新区等作出了一系列授权决定。基于市场经济定位，国家或中央必须将发展动能赋予市场、社会和地方，而不能取而代之，更不能返回到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计划经济时代。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地方必须处于中央的集中计划之中，几乎没有自主性和积极性可言。[29]吕宁：《论区域协调发展法制化的逻辑起点》，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35页。
[33]参见《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2020年3月12日国发〔2020〕4号）。现有研究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思路：一是经济法学的思路，即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活动，特别是经济立法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中既融合了典型的经济法手段，也吸收了行政法、环境法和社会法等方面的内容，[4]同时亦不乏结合经济宪法角度的分析，即将经济法学的规范基础推演至《宪法》第15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但干预和纠正的措施不能否定市场经济本身，否则就会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是没有发展和效率的。政策性本身内含着随意性，因此与法治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冲突，由于政府协调功能本身就是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随意性内在地具有权力滥用的危险。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为了克服中央高度集权的弊端，中央不断向地方下放管理权，由此，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集权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地方分权。
[35]各地方不仅享有发展的权利，而且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中央这一枢纽，那么随着地方之间差距的日益增大，最终受损的必将是国家的整体性和单一性。
[21]周叶中、张彪：《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机制的系统论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3-144页。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先期的政策倾斜与国家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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